·“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腹地卷）144.福建港口贸易对腹地经济的推动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港口是进出口商品的重要集散地和水陆联运的枢纽站，为腹地商品向海外输出及海外商品向内地输入提供了必要的途径。汉唐以来，福建沿海的福州、泉州港就开展海外贸易。沿海港口贸易的开展不仅促进了福建内陆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影响了内陆山区社会的发展。

    一、福建港口贸易对腹地经济的拉动

（一）物产输出对山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闽北、闽西地处福建内陆，境内多山，盛产木材、土纸、茶叶等。宋代，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闽北、闽西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商业也逐渐崛起。随着沿海港口对外贸易的发展，闽北、闽西地区的不少物产也逐渐开始外销。土特产品的外销影响了闽北、闽西地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贸集市的繁荣。

1.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

闽北、闽西地区手工业制品的出口外销，首先促进了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宋元时期，闽北制瓷业发展兴盛，除了进贡朝廷以外，还有大量出口。随着闽北瓷器在日本、朝鲜、东南亚地区的畅销，以“建盏”为代表的闽北瓷器生产种类不断增加，生产规模也不断扩大。北宋时期松溪的九龙窑拥有13座窑，烧制的贡瓷“毫盏”远销海内外；浦城大口窑在兴盛时，据说瓷窑数达36座；邵武青云窑的规模则更宏大，窑址分“上窑”“下窑”“水尾窑”三处，其中“下窑”面积最大，且以龙窑为主。元代青云窑的瓷制品大量出口，据传兴盛时期拥有130多座。宋代武夷山的遇林亭龙窑烧制的多是“商品瓷”和“外贸瓷”，一次装瓷坯达几万件，由此可见生产规模之大。如此规模的窑厂需要雇佣大批手工业工人才能完成烧制任务。清代，闽西地区盛产各类土纸，因纸品佳，曾是出口大宗，远销日本及东南亚地区。武平的造纸业曾是该县最具代表性的手工业，长汀土纸在清道光年间年产量有十余万担(一担合今50千克，下同)。连城纸中的连史纸因色泽洁白、光滑透明，在南洋地区非常畅销。清末民初时，连城纸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全县年销售纸品达13万多担。其次，手工制品的出口外销推动了手工业技艺的进步。宋元时期，闽北纺织业得到较大发展。闽北一带栽桑养蚕的历史悠久，宋代时已普遍使用脚踏纺车，建阳织锦行销海外。丝织品的外销不仅推动了闽北纺织业规模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纺织业工艺水平的提升。为了扩大外销市场，当地丝织、棉织工匠们不断改进纺织工艺，其中建阳织锦生产工艺精湛，工匠们曾受到宋徽宗厚赏。再次，手工制品的畅销还促进了人口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进入手工业和商业领域。宋代，闽北建阳是全国三大印刷中心之一；闽西连城四堡是清代四大印刷基地之一。这两地印刷的书籍外销量都很大，除了行销各省，还曾远销日本、南洋诸岛。印刷业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农民转向手工刻版、印书作业。连城四堡在全盛时期，全镇60%的人口都从事印刷业。此外，清代闽北、闽西地区的茶叶和烟草出口量较大，与此相关的烟叶和茶叶加工业兴盛，也促使不少农民转向手工业。

2.改变了农业种植结构

闽北、闽西茶叶的出口外销影响了当地农业种植结构。闽北茶叶种植历史悠久，宋代建州北苑贡茶闻名遐迩。清初，随着武夷红茶研制成功，茶叶制作和交易中心逐渐转向崇安。因红茶符合欧洲人的口味，因此大量远销欧洲。红茶原产自崇安星村至桐木关一带，又称“正山小种红茶”。清中期，由于武夷红茶外销量激增，出现“所产不足以给天下之需”的情况，在巨大需求的刺激下，当地农民纷纷将稻田改作茶园。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促使闽北许多县从种植粮食作物为主转为种植茶叶这一经济作物为主，产粮区变成了产茶区。闽西地区各县在清代时茶叶种植已初具规模。龙岩县在清同治、光绪年间的茶叶生产和出口也有过一段繁盛时期，因种茶利润远高于种粮，曾出现“茶山遍全境”的盛况。

（二）物产输入对山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明朝中后期，通过沿海港口输入了不少外来物产，其中番薯、烟草、玉米、花生等的引种对闽北、闽西内陆地区的农业生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番薯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自吕宋岛引入福建沿海，而后在福建内陆地区推广种植。因番薯是耐旱易种植的作物，且能替代谷米饱腹，在发生大旱、缺少粮食的时候能帮助民众度过饥荒。烟草在明末时由吕宋岛引入福建泉州、漳州一带，于清初时在永定引种。由于永定水土适合种烟，因此种植面积逐渐扩大。清朝乾隆至光绪年间，闽西永定的烟草行销全国及南洋地区。永定县山多田少，烟草大量外销带来了丰厚利润，种烟之利是种稻谷的数倍，农民们纷纷将良田改种烟草。

（三）进出口贸易推动了商贸集市的繁荣

商品进出口贸易推动了沿线商贸集市的繁荣，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商人和商帮。从闽北、闽西内陆地区到沿海港口的水陆运输线上的交通节点往往容易成为重要的商贸交易中心。这主要是因为交通节点一般是水陆运输的中转站和货物集散地，进出口货物多在此换装，运输人员及车马常在此休憩调整，商人们也常在此交易，因而与此相关的商铺、客栈、集市就陆续出现了。清初，闽北崇安的星村、下梅因当地茶叶交易活跃，茶行林立，曾分别被誉为“小苏州”和“小上海”。宋代至民国时期，永定峰市是闽粤间的重要交通枢纽，汀州府的土特产品经汀江水运至峰市，然后起岸经人力肩挑过山至广东大埔的石上埠，然后再装船行舟运至潮州，再出海；从沿海输入的进口货物也由峰市溯汀江北上至长汀，因此峰市成为闽西山区与沿海港口间的重要水陆中转枢纽。清末民初，峰市街上从事转口贸易即“过载行”的“行店”达320多间，7个木船靠岸码头每天共停泊近200艘船，码头搬运工人多达400余人。（周雪香：《明清闽粤边客家地区的商品流通与城乡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00页；蔡立雄主编：《闽西商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页）闽北地区位于崇阳溪、南浦溪和松溪交汇处的建瓯也是闽江上游重要的水陆中转枢纽，崇安、浦城、建阳等地的货物多在此集散。位于沙溪、建溪、富屯溪汇合处的南平港是连接闽北各县与福州港水运的重要枢纽，明清时期出现“舟车辐辏，物阜人彩，省门以北，无以为比”的盛况。（吴邦才主编：《闽商发展史。南平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8页）闽赣古道上的光泽、邵武及闽浙古道上的浦城、崇安因地处两省交界处，明清时期成为省际边界毗邻地区的重要货物集散地，边界贸易市场十分活跃。

此外，随着山区与沿海两地间商品往来、人员交流的增加，官府和民众为了使水陆运输更加便利，也会设法不断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例如，治理河道险滩、修路建桥、增加水马驿站等。

    二、福建港口贸易对腹地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人口迁移

   山区物产的出口贸易带动了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而出现沿海地区谋生困难的民众向内陆山区迁移的现象。清代，闽北武夷山一带茶叶出口贸易兴盛，有力地促进了与茶叶出口相关的行业发展。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需要大批茶农；茶叶加工制作规模的扩大，需要众多加工者；茶叶包装、运输也需要大量人员。因而由茶叶出口贸易推动的相关行业的发展催生了众多劳动力岗位，吸引了大批沿海地区的贫苦农民和浙赣两省的茶工迁移至闽北山区，转向茶叶种植、加工、运输等行业。清初，建瓯“靠茶度活者不少，有开山者，有摘茶者，有开庄及采装者，有做茶贩者、筛茶拣茶者”。雍正至乾隆年间，仅瓯宁一县，依靠茶业为生的人就达数万人，19世纪上半叶之前，闽北18个产茶县从事茶业的人至少有数十万。（颜丽金：《清代福建茶叶外销与地区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0页）每到采茶、制茶季，大批茶工从江西、浙江迁移至闽北茶区。这种季节性的迁移与茶叶贸易的活跃时期几乎同步。此外，闽西、闽北山区的森林资源丰富，造纸业在清代也非常兴盛，土纸、木材大量出口，因而吸引了不少闽南沿海及闽江下游一带的手工业者和种植者向闽西北内陆迁移。例如，

闽江中下游一带的伐木工人移居闽西北林区砍伐松木，漳州、永春造纸工人移居闽西北产竹区造纸，兴化人移居建瓯租山种植杉树等。闽北地区茶叶贸易的兴盛还吸引了不少省内外商人迁移至闽北一带。例如，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沙县“茶市大兴，茶庄林立”，开茶庄者多为闽南茶商，福州人在浦城经商者有数十个；咸丰年间，闽北建阳麻沙镇“市屋数百家，皆江西商贾，贩鬻茶叶”；光绪年间，邵武县城茶庄“共有十数处，业此者多广东人”；清末建瓯县城“居民多属江西人，约占半数，重要商店大半为酒杯人所经营”。（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99页） 表1G1为民国元年闽西北一带人口统计调查数据 。

表1G1民国元年闽西北地区人口分类统计表单位：人

资料来源：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100页

由表1G1可知，清代至民国元年时，闽西北一带因茶叶出口贸易兴盛而迁移至此的外来人口还是比较多的，其中建宁府各县汇总的非本县人口占到总人口的41.7%，是闽西北地区外来人口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府。

（二）传教士涌入

19世纪30年代，由于闽北武夷山茶叶出口贸易兴盛，西方传教士们为了搜集武夷山茶叶种植的情报，曾经多次进入闽江上游进行探险活动。清末，随着厦门、福州口岸的开放，以英、美为代表的基督教各差会（差会：西方来华传播基督教组织的简称，亦称为西差会、宣教会、宣道会等）相继以厦门、福州为据点在沿海地区开展宣教布道活动。以厦门为据点的基督教差会主要有美国归正教、英国伦敦会、大英长老会、美国长老会等；以福州为据点的基督教差会主要有美部会、美以美会、圣公会等。（卢平：《基督教与闽西客家社会》，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7—8页）19世纪60年代，以福州为据点的各大差会陆续向闽江上游的闽北山区传教。根据《南平宗教史略》记载，美以美会以延平为中心，向顺昌、尤溪、沙县、永安、明溪等地传教；美部会以邵武为中心，向光泽、顺昌的城关、洋口以及建宁、泰宁、将乐等地发展；英国圣公会以建瓯为中心，向建阳、崇安、浦城、松溪、政和等地发展。（吴巍巍：《基督教与近代闽北社会—以美部会为考察中心》，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0页）19世纪80年代伦敦会、长老会、浸信会等差会陆续开始在闽西客家地区开始传教。为了扩大宣教布道的规模和吸纳更多的教会成员，各基督教差会陆续在闽西、闽北地区兴办教会学校、兴建教会医院，为当地民众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教会学校的开办客观上促进了闽西、闽北山区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批知识青年；教会医院的创建客观上也促进了西方先进医学知识在闽西、闽北山区的传播，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医护人员。因此，沿海口岸开埠传教士进入福建内陆地区，传教士在宣教布道的同时也客观上推动了内陆地区现代化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

（三）生活方式的改变

五口通商后，随着各类洋货的输入，闽西、闽北内陆地区民众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变化。例如，大量美国面粉的输入，促使民众增加对各类面食的加工和制作，丰富了食物的品种；煤油的输入，改变了民众的照明方式；火柴的输入，改变了民众传统的点火方式；洋布的输入，改变了民众的着装方式；钟、表、缝衣针等西式物品的输入，也在改变着百姓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