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21 10:56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赵君尧


·“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福州卷)29.三国两晋时期的造船与航海


 

三国时期,孙吴在我国东南方建立政权,以建业(今江苏南京)为国都,占据了荆、扬、交、广4个州、44个郡、337个县的陆海境域。其间,孙吴政权为了称霸江南,积极开拓疆土,从公元196年至257年,5次用兵闽中,最终设立建安郡。吴国为了增强财力以与蜀、魏水上作战,倚水师立国,为适应国防、商贸和航海事业的需要,大力发展造船和海上运输。闽中地处东南沿海,境内高山绵延,盛产造船所需林木,当地人仍保留闽越人传统“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习俗。建衡元年(269年),东吴乌程侯孙皓在建安郡侯官县(今福州市)“置典船都尉,领谪徒作船于此”。[宋]梁克家:《三山志》,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典船都尉营设在今福州开元寺东直巷,掌督海船建造。在东直巷一带还设有船坞,故“号船场”。[宋]梁克家:《三山志》,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一些被贬斥遣谪的大小官员及其家属,被“送付建安作船”。[晋]陈寿:《三国志·吴·孙皓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70页福州因此成为吴国的造船基地和水军基地。此外,还在今长乐地专置造船之所。显然福州此时便有了官办的造船工场和管理机构。赵君尧:《古代福州造船航海及海外文化交流史探》,载《闽都文化研究》2006年12月31日

据载,孙吴政权同时在今霞浦县葛洪山脚下的古县村一带建立温麻船屯,征集当地大批工匠、劳工及罪犯造船。孙吴设立的温麻船屯,建造了大量海船,福建“温麻船屯”与当时的浙江横屿、广州番禺并称,为发展吴国海洋事业及海军力量奠定了基础。晋周处所作《风土记》云:“其舟,则温麻、五会。豫章合五板以为大船,因以五会名也。”[晋]周处:《风土记》其后,福建及福州沿海居民使用的船只,称为温麻船、五会船、五航或五帆船。

东吴时海运舟船形制较大,出航外域的海船,“大者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太平御览》卷769,引万震《南州异物志》当时海船大的长20余丈(50米左右),高出水面2~3丈,可载600~700人,装载物资万斛(500吨)以上赵君尧:《古代福州造船航海及海外文化交流史探》,载《闽都文化研究》2006年12月31日),堪称巨舶,足见商品贸易规模可观。这些海船,随其大小而设帆,一般在船的前后设有4张帆。

吴国重视以海军强国,有船5000余艘。其海船北航辽东,东行琉球,南通南洋,西达大秦(罗马),其贸易船队往返于波斯(伊朗)、天竺(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林邑(越南南部)、扶南(柬埔秦)等地。据《太平御览》记载:“《吴时外国传》曰:从加那调洲,乘大海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乃入秦,大秦国也(罗马)”。[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太平御览》卷771,引朱应、康泰《吴时外国传》吴国人康泰记述这条往大秦航线上的商船,形制更大,船帆多达7张,每张帆长10米多,同朝一个方向,可以借助各个方向的风力。通过控制船帆所受风力大小,而调控船行的速度与方向,“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太平御览》卷771,引万震《南州异物志》说明东吴的船不仅体量大,而且速度快,航行平稳,适合远洋商贸。

温麻船屯拥有今福鼎的沙埕港、晴川湾、里山湾;霞浦的福宁湾、东吾洋、三沙湾、覆鼎洋、官井洋;罗源、连江的鉴江湾、罗源湾、黄岐湾、定海湾等辽阔的海域,以及长溪、霍童溪等44条水道、17个河口。可见温麻船屯是当时吴国的大型造船基地之一。西晋咸宁六年(280年),孙吴为西晋所灭,晋朝仍保持原典船校尉和温麻船屯旧制。两年后,晋太康三年(282年),朝廷在温麻船屯首次建起地方政权——温麻县,隶属晋安郡,原先作为官营造船基地的温麻船屯则随之消亡。

关于温麻县址所在地,现有三种说法:一曰温麻县址在今天霞浦县葛洪山脚下的古县村一带;二曰温麻县址在如今的连江县境内;三曰晋太康三年首次置温麻县于今霞浦境内,唐改置温麻县于今连江县境内。1981年秋,村民在霞浦县城关镇眉头山发现两晋、南朝古墓群,出土刻有“晋安温麻□元康九年十月廿日”的阳文纪年墓砖(元康九年属西晋时期,即公元299年)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霞浦两晋南朝唐墓》,第60页,《福建文博》1995年第1期1986年,省考古队在古县村发现三国时期东吴墓葬群,出土墓砖有阳文“汉永安六年六月卅吉乍”“汉永安温麻”等字样。黄亦钊:《古县村发现三国时期墓葬群墓砖》,《霞浦报》1986年247期“永安”为三国吴景帝孙休的年号,六年为公元263年。

建衡元年(269年),吴国出兵袭击交趾,不仅从陆路发兵,而且从建安郡发兵乘船从海路进攻,“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晋]陈寿:《三国志·吴·孙皓传》,卷48,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册,第1167页《三国志》载:王朗为孙策所败,从会稽南逃,“浮海至东冶”[晋]陈寿:《三国志·吴·王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07页),要求到侯官长商升处避难。王朗“拒战败绩,亡走浮海。(虞)翻追随营护,到东部侯官。”[晋]陈寿:《三国志·吴·虞翻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17页王朗“既至侯官,又欲投交州”。[晋]陈寿:《三国志·吴·虞翻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17页由此可见,会稽到东冶,东冶到交州(今越南北部)的海上交通十分便捷。“建安海道”就是福州港对外军事、外交和贸易的重要航道。当时从福州港直航日本九州的航路已经形成,中日航海贸易不断,日本多次以派使节和进贡的方式互贸商品。此时航线是从魏国循海岸线到朝鲜半岛南端过海登陆九州岛。

《三国志》记载:“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晋]陈寿:《三国志·吴·孙权传》,卷47,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册,第1136页可见三国时就有东冶(福州)人“海行”,即从事海外贸易活动。东冶(福州)人在海外经商者,远至亶洲;亶洲也有商人到会稽(福建属会稽郡)来经商贸易,福州的造船航海及海外贸易业更加发达。汉晋时期台湾被称为夷洲,“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太平御览》,卷780,引《临海水土志》孙吴黄龙二年(230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亶洲”。[晋]陈寿:《三国志·吴·孙权传》及注引《吴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36页此次航海,虽未寻获传说中的亶洲,却登上了夷洲(台湾岛),开创了大陆与台湾的海路交通。据今人考证,亶洲指的是今天的菲律宾。

东晋时,高僧法显从印度取经后由海路归国,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搭乘商船航行于南海之上,中途于耶婆提国(今苏门答腊岛)停留,“复随他商人大船”往广州。[南朝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法显传》,中华书局1992年西晋左思的《吴都赋》写道:“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西晋]左思:《三都赋·吴都赋》,引自[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上册,第92页“《三国志》载:王朗为孙策所败……狎玩灵胥。”说明汉晋时期,福建和广东不但是著名的造船基地,还是具有高超船海技术的优秀航海家的摇篮。这些来自福建、广东的优秀航海家,不仅有高超的航海技术,还传承着“闽越”“南越”强悍的海洋性格。

晋朝末年,安帝元兴二年(403年),东南沿海爆发以孙恩、卢循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寇东阳,八月,攻永嘉。刘裕讨循至晋安(福州),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唐]房玄龄等:《晋书·卢循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34页。起义军曾在东南沿海建造船舶,创制出新船型“八槽舰”。八槽舰船体巨大,并且船舱分隔为八舱,一旦个别舱破损进水,仍能保持浮力,不致沉没。这其实就是“水密隔舱”结构。这一技术提高了船舶的抗沉性,对后代的造船工艺产生重大影响。卢循起义军沿永嘉(今温州)至晋安(今福州),再至番禺(今广州),在沿海一线攻城略地。卢循入晋安后,在海上与刘裕军队相持达3年之久。其间,许多人从会稽经东冶航海到广州避难。起义失败后,卢循的部属在闽东南沿海扎根定居,他们所制造的头尖尾高、当中平阔、冲波送浪的“了鸟船”,流传于闽东沿海一带,成为民间常用的海上运输船。这种船成为我国古代航行于海上优秀的福船的雏形。卢循的余部漂泊在江海之间,其中一些散落在福州地区沿海一带,号称“泉郎”,“泉郎以船为家,往往走异域,称海商,……盖孙恩、卢循之习然也”。从“温麻五会”巨舶到具有“水密隔舱”结构的巨型“八槽舰”,先进的造船技术,为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福建序》,卷95,上海二林斋属图书集成局铅印本1899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