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常在掌中看
——一位宣传战线老领导的精神气象
尚 文
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
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
这副由朱熹在漳州任上题写的对联，以开阔意境彰显关注民生、心怀天下的胸襟与格局。短短十四字，时空并置，气象宏大，穿越数百年时光，仍能引发世人对“心怀家国、担当有为”的深刻共鸣。
在八闽大地上，就有这样一位用一生践行此等境界的长者——抗战老战士、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资深新闻宣传文化工作者王仲莘同志。他以九十八载春秋，诠释“掌中看江山”的共产党人高尚情怀与担当：在党为党，始终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思考出发点；以笔为刃，忠实记录时代风云变迁；以心为灯，执着守护中华优秀文化根脉；以行践言，无私传承革命与奋斗精神火种。他的崇高风范，如武夷山间坚韧不拔的松风，似东海之滨澎湃不息的波涛，在岁月长河中久久回响，激励着人们为福建的发展与文化传承不懈努力。
我与王仲莘同志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彼时我还是建阳地委宣传部理论科的一名年轻干部，王老已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初次见面的场景，至今仍清晰如昨：他脸上洋溢着和蔼可亲的笑容，言谈间尽显敏锐的思想锋芒，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剖析深刻透彻，对基层群众的关切之情真挚动人。这最初印象，成为我日后向他学习的起点。
此后多年，我有幸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无论是宣传先进典型、推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还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筹办《闽北日报》，亦或是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拓展闽北文旅发展路径，每一项工作都得到了他的精心指导。他从不以高位自居，总是耐心倾听基层声音，结合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让我在实践中不断成长，获益良多。比如讲的办报，他说，福建农村村庄大都会有小树林，有了树林就会有鸟儿飞来。他以这个例子，说明有了平台，才可以积聚人才。在长期的工作交往中，我逐渐读懂了他深邃思想背后那颗炽热的赤子之心，真切体悟到他的睿智、品格与风骨，更被他那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风范深深感染。
一、大武夷：擘画生态文化协同发展蓝图
武夷山，作为福建的生态瑰宝与文化名片，始终是王仲莘同志心中的牵挂。早在多年前，他便多次深入武夷山考察，用文字记录下这座山的灵秀与厚重，写下多篇饱含深情的优美散文。他的考察并非浅尝辄止，而是始终聚焦武夷山的区位优势、特色亮点与发展潜力，反复思索如何让这座山更好地造福于民，如何将其生态价值与文化价值转化为推动区域发展的强大动力。
1986年，当“区域协同发展”理念尚未在全国普及之时，王仲莘同志便以超越时代的战略眼光，率先提出“大武夷”构想，并推动《福建日报》发起专题讨论。这一构想一经提出，便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当时的武夷山虽已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声名远播，但行政区划的壁垒导致资源难以统筹，过度商业开发的苗头与分割管理的弊端逐渐显现。面对这一现状，王老力主打破行政区域限制，从更广阔的视野统筹规划自然景观保护与人文历史传承、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
这一前瞻性观点，彻底突破了传统狭小的景区思维，将武夷山的价值从单一的旅游景区延伸至完整的生态系统与深厚的文化脉络，为后续武夷山的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协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的思考，不仅着眼于当下的资源利用，更关乎子孙后代的生态福祉与文化传承，展现出一名共产党人的长远眼光与责任担当。
十年后的1996年，已离休的王仲莘同志虽卸下职务，却始终放不下心中的“大武夷”。他不顾年事已高，再次踏上前往武夷山西线的调研之路。一路上，他走访当地干部群众，倾听他们对发展的期盼与困惑；翻阅大量历史资料，探寻区域发展的文化基因与历史脉络。在扎实调研的基础上，他撰写了《大武夷西线印象》五篇系列文章，系统介绍福建丹霞地貌的独特魅力，以及泰宁、永安、冠豸山、摩陀寨、上清溪等地文旅资源保护与开发建设的现状，为外界了解武夷山西线打开了一扇窗口。
此时的武夷山，已成功申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基于这一重大发展契机，王老进一步提出“新武夷观”。他在文章中明确指出，申报“世界遗产”绝非为了追求虚名，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对人类社会保存下来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加以更加有力的保护”，“实现保护与利用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并强调要“把保护‘武夷真山水’，发展‘武夷真文化’，作为遗产地发展的永恒主题，以维护世界遗产地的真实性、完整性”。
同时，他还提出了景区保护与建设的四大转变方向：由国家风景区保护向世界遗产地保护升级；由单纯的山水保护向山水文化保护并重转变；由局部景区保护向全面提升遗产地保护水平拓展；景区建设坚持“保护与开发的和谐统一、相得益彰”。他在《思考》一书中写道：“武夷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一个精神家园。我们应当从生态、文化、经济多维度重新审视武夷价值。”这些深刻的思考，为武夷山共建生态保护区、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等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
记得当年，我深受王老文章的触动，在他的指导下，结合自身工作实践，写成《对大武夷美好明天的期盼》《旅游景区发展的理论创新》两篇读后感，表达对“大武夷”理念的认同与展望。如今，“大武夷”理念已深入人心，涵盖南平、三明、龙岩等多地的大武夷区域协同发展格局逐步形成，成为福建区域协调发展的典范。这一切，无不印证着王仲莘同志当年的远见卓识，也让我们更加敬佩他为福建发展所付出的心血。
二、龙江风格：定格团结奋斗的精神坐标
2023年，受王仲莘老部长委托，我与叶必华同志一同参加纪念“龙江风格”60周年系列活动。在活动中，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历久弥新的精神再次让我深受教育，也让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王老对“龙江风格”的深厚情感——这份情感中，既有对英雄的崇敬，更有对人民的关怀。王老是“龙江风格”最忠实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宣传者，自1960年以来，他始终关注着闽南大地，关注着九龙江畔，更关注着“龙江风格”的传承与弘扬。
纪念“龙江风格”60周年系列活动（毕耕 摄，下同）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60年代，闽南地区遭遇了严重的干旱灾害，农田缺水、作物枯萎，百姓面临着减产甚至绝收的困境。在这场与天灾的抗争中，龙海县榜山公社的群众率先展现出舍小为大的高尚品格：他们主动让出水道给莲花公社，使得莲花公社1.3万亩农田及时得到灌溉，顺利完成溶田插秧，为后续的粮食收成保住了希望。
到了1963年，当地又遭遇了第二次更为严重的大旱，旱情比此前更为严峻，九龙江流域的农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危急时刻，榜山公社洋西大队再次做出惊人抉择——他们毅然淹掉了自己大队1300亩即将丰收的良田，为九龙江堵江截流工程腾出关键空间。这一牺牲，换来了全县10万亩农田的灌溉水源，成功抢救了无数百姓的生计。洋西大队的无私奉献，震撼了整个九龙江流域，也为“龙江风格”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时的《漳州报》在头版以《榜山公社服从大局风格高尚》为题，首次提出“丢卒保车、顾全大局”的“榜山风格”。随后，《福建日报》《人民日报》相继刊发长篇报道，将这一诞生于民间的伟大精神正式提炼为“龙江风格”。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旱斗争中，除了洋西大队，还涌现出无数感人至深的集体主义英雄壮举：玉枕大队提出“先保十万，后顾二千”的口号，主动让出珍贵的灌溉水源；沙洲大队喊出“损失八百算啥，救活六万要紧”的心声，用自家农田的绝收换得下游万亩良田的生机；东泗公社西岭大队则淹没200亩高产田，只为确保3万亩农田能够得到灌溉。
“丢卒保车、顾全大局”，这些令人动容的故事，之所以能发生在龙海这片土地上，绝非偶然。这里既有朱子文化浸润下“义利之辨”的哲学思辨，教导人们明辨是非、重义轻利；更有红色文化传承中“舍小我、为大我”的集体主义精神，激励着百姓团结一心、共克时艰。两种文化基因相互交融，共同熔铸了“龙江风格”的逻辑基石，使其成为华夏民族永恒闪耀的精神丰碑。
1964年，福建省话剧团以“龙江风格”为蓝本创作的话剧《龙江颂》在华东地区巡演，每场演出都座无虚席，场场爆满，“龙江风格”的故事通过舞台艺术传遍大江南北。周恩来总理观看演出后赞不绝口，对这种展现集体主义精神的作品给予高度肯定。毛泽东主席也对“龙江风格”作出高度评价：“这个戏很好，让水不争水！龙江精神，这是共产主义风格！”1969年，上海京剧院将《龙江颂》改编为现代京剧，列为“样板戏”之一，成为整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让“龙江风格”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以一千换十万，从数字上看是一笔‘划算的买卖’，但其中的牺牲却是十分具体的。”多年后，王老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依然对当年百姓的牺牲感同身受。在“龙江风格”诞生之初，他便带领记者多次深入龙海农村采访，用文字记录下那些平凡百姓的英雄事迹，持续推动“龙江风格”的宣传报道。“黄狗屎”“邱程溪”，这些带着乡土气息、充满年代感的普通劳动者名字，即便在六十多年后，仍能被王老频繁提起。他常说：“他们是普通的劳动者，也是当年堵江截流的英雄人物。要是没有当年他们的拼搏奋斗，抗旱斗争不可能取得胜利。所以我们要旗帜鲜明地礼赞这些平民英雄，致敬这种诞生于平凡的伟大。”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王仲莘老部长始终如一地宣扬、推荐、礼赞、剖析、守护“龙江风格”。在他的《自述》一书中，详细记录了“龙江风格”从诞生到传播的全过程。当年，著名记者俞月亭写下《抗天歌》，之后又出版《龙江英雄谱》《豆枕人——1963年纪事》；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诗人郭小川创作报告文学《旱天不旱地》；龙江本土女作家年月撰写《龙江人寻找龙江颂》……对于这些记录“龙江风格”的著作，王老要么亲自作序，要么撰写评议给予肯定与支持，用自己的行动为“龙江风格”的传承助力。
然而，“龙江风格”的传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文革”期间，尽管它被编为现代京剧《龙江颂》、芗剧《碧水赞》广为传播，但在“文革”结束后，这一精神曾一度陷入沉寂，逐渐被部分人淡忘。
1993年1月，为了让“龙江风格”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王仲莘老部长在《闽南日报》头版发表《勿忘“龙江风格”》一文。在文中，他深入剖析“龙江风格”的精神内涵，深情颂扬其中蕴含的团结奋斗、顾全大局的宝贵精神财富，明确指出“龙江风格”是龙海人民发扬大局精神，以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的伟大壮举，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的重大成果。这篇文章如同一声警钟，唤醒了人们对“龙江风格”的记忆与重视。
2023年2月，已是95岁高龄的王老，对“龙江风格”的牵挂丝毫未减。他再次提笔，为《龙江英雄谱》一书撰写序文，在序文中，他结合新时代的发展需求，深入阐述“龙江风格”的时代价值，引发社会各界对“龙江风格”在新时代意义的深入讨论。他始终坚信：“龙江风格所体现的顾全大局、舍己为人、团结协作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同时，他还提出建议：为了教育后人，让“龙江风格”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应当在龙江地区选择合适的地方，树立一个永久性的纪念标志，让后人能够铭记这段历史，传承这份精神。
如今，王老的这一建议已成为现实——“龙江风格展示馆”正式落户龙江文化生态园。展示馆周围，花田、花海构成的生态景观与九龙江秀丽的自然风光、深厚的文化景观交相辉映，“龙江风格”与当地特色的“陶艺文化”相得益彰。在这里，人们既能漫步于自然之中，感受大自然赋予的清新与美好；也能走进展示馆，追溯“龙江风格”的动人故事，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三、堵林山：更可贵的是革命乐天派
2024年春节，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节日的宁静。电话那头，传来王仲莘老部长熟悉而略带沙哑的声音：“文铿同志的《堵林山之歌》很快就要编成了，我已经写了序一，你也来写一点意见吧。”放下电话，我不禁想起，自始至终，王老对先进典型的宣传从未停歇。我到省委宣传部工作以来，王仲莘同志便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到黄仁盛同志，这份重视，如同他多次强调要大力并持续宣传谷文昌等先进典型一般，从未改变。
黄仁盛究竟是怎样一位人物，能让王老如此牵挂？如何才能准确评价黄仁盛同志的精神价值？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
黄仁盛，是南平市建阳区小湖镇大湖村人，被誉为“楮林山上不老松”，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全国知名的农业劳动模范和优秀共产党员，更是农林战线一面鲜艳的旗帜，一个难得的好典型、老典型。
1955年，57岁的黄仁盛做出了一个震惊乡邻的决定——独自上山开荒。他选择的楮林山，当时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乱石遍地，荆棘丛生，野兽时常出没，生存环境极为恶劣。面对这样的困境，黄仁盛没有丝毫退缩。他在山上搭建起简陋的草棚作为住所，平日里就以杂粮充饥，白天顶着烈日、冒着风雨开垦荒地，夜晚则要忍受蚊虫的叮咬与深山的孤寂。
在开荒的日子里，困难接踵而至：狂风暴雨会摧毁他辛苦搭建的草棚，严寒酷暑考验着他的身体，野兽的嚎叫时常在深夜响起。但黄仁盛始终没有放弃，他用坏了20余把锄头，凭借着一双勤劳的双手，一点点将乱石与荆棘清理干净，最终开垦出60亩肥沃的茶园。
更令人敬佩的是，黄仁盛始终以劳动为乐，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用盐水下饭、冒雨在大树下过夜，他也从未抱怨，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的态度。他常说：“站在楮林山也望得到天安门。”这句话，不仅是他对党的忠诚与信任的体现，更是他坚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未来必然美好的生动写照。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仁盛的行动感染了身边越来越多的人。他先后带动11位老农和40多名青年，组建起一支充满活力的耕山队。在他的带领下，耕山队成员们齐心协力，进一步开发楮林山，共开发出300多亩茶山。他们还创新种植模式，在茶山中套种水仙茶、杂粮与药材，实现了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楮林山的年产量不断提升，最高时，水仙茶产量达7000公斤、杂粮7500公斤、药材1800公斤，真正实现了“荒山变宝山”的奇迹。
1961年，《福建日报》头版刊发了王文铿同志撰写的长篇通讯《堵林山上不老松》，详细报道了黄仁盛的先进事迹。与此同时，王仲莘同志撰写了评论《革命的乐天派》，同时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引发全国范围内的强烈反响。黄仁盛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无数人学习的榜样。此后，黄仁盛先后8次获得县、地、省及华东区劳动模范称号，并光荣地出席了华东农业群英会，成为农林战线的标杆人物。
在对黄仁盛精神的解读上，王仲莘同志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将黄仁盛的精神概括为堵林山“不老松”精神，并明确指出，仅仅用“艰苦奋斗”这四个字，远不足以表达黄仁盛崇高的精神境界。在他看来，黄仁盛身上表现得更突出、更可贵的，是“革命乐观主义”，是那种深入骨髓的“革命的乐天派”精神。
这种革命乐观主义，虽然包含了艰苦奋斗的内涵，但它的涵义更为丰厚、更为深刻，也更具现实意义。正是因为有了革命乐观主义，黄仁盛才能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集体、一心为公，为了集体的利益，甘愿承受生活的艰难困苦；也正是因为有了革命乐观主义，他才能始终富有理想，坚定地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社会主义的明天必然会更加美好。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黄仁盛的精神依然在这片土地上传承与延续。小湖镇的水仙茶种植面积已达1.1万亩，年产值突破1.3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水仙茶发源地”，水仙茶产业也成为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建阳区大湖村更是坚持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造林护林面积达1.08万亩，成功获评“福建省生态乡镇”，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典型范例。
王仲莘为《堵林山之歌》作序
为了更好地传承黄仁盛精神，在福建省海峡出版发行集团黄韦洲董事长和福建人民出版社林玉萍社长的大力支持下，《堵林山之歌》成功编纂出版，书中详细记录了黄仁盛的事迹与精神内涵。建阳区还专门修建了“仁盛亭”与水仙祖庭馆，让人们有了缅怀与学习黄仁盛的场所。此外，当地还组建了“福小宣”宣讲团，深入基层开展宣讲活动，将老劳模的精神融入主题教育之中，让更多人了解黄仁盛的故事，传承他的精神。
四、宋家香：千年古荔的守护者
王仲莘同志对文化遗产的珍视与保护，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之中。这种情怀，不仅体现在他很早就提出要保护妈祖文化，推动妈祖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体现在他对莆田“宋家香”古荔的持续关注与守护上。
“宋家香”，这棵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古荔枝树，植于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距今已有近1300年的历史。它不仅是福建省乃至全国现存最古老的荔枝树，更是我国荔枝栽培历史的活化石，曾被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襄在《荔枝谱》中明确记载，具有极高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更值得一提的是，“宋家香”还是美国、墨西哥等国荔枝的祖树——当年，正是从“宋家香”上剪下的枝条，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开启了当地荔枝种植的历史。如此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国际影响力，让“宋家香”成为当之无愧的“荔枝活化石”。
1993年，为了亲眼见证这棵千年古荔的风采，更为了了解它的生存状况，王仲莘同志专程从福州前往莆田，实地考察“宋家香”。考察结束后，他写下了《漫说宋家香》一文，文中既有对“宋家香”的细致描写，也饱含着他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刻思考。
在文章中，王老回忆道：“想象中的‘宋家香’，一定是龙钟古拙、衰老不堪的样子。参观前，《莆田乡讯》主编宋元模也对我说：‘你看了以后会失望的。’可是实地参观以后，竟出乎我的意料，原来这棵千年古荔主干虽已毁于天灾，现存的两个枝干，仍然枝叶繁茂，一片葱郁，每年还能结出不少果实。”这段文字，生动地展现了“宋家香”虽历经千年沧桑，却依然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景象，也流露出王老见到古荔时的惊喜与欣慰。
在《漫说宋家香》一文中，王老不仅详细考证了“宋家香”的历史渊源，梳理了它从唐代至今的发展脉络，还结合当时的文化旅游发展需求，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保护与宣传建议。他在文中写道：“为了做好对外宣传，发展旅游事业，能不能把历代有关‘宋家香’的诗、文、书、画精品结集出版，以扩大其影响，让更多人了解这棵千年古荔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这一建议，既考虑到了“宋家香”文化价值的传承，也为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不仅如此，王老还以幽默风趣的笔触，提出了一个极具创意的宣传点子：“如果莆田人会做生意，在荔枝快成熟时，做这样一个广告：‘朋友，您尝过900年前蔡襄吃的荔枝吗？“宋家香”即将上市，欢迎光顾。每人只限10粒，定价50元。’我看一定供不应求。”这个看似玩笑的建议，实则蕴含着王老对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思考——让千年古荔不仅能被观赏、被研究，还能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让更多人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正是由于王仲莘同志等有识之士的持续关注、大声呼吁与积极推动，“宋家香”得到了当地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也获得了更为完善的保护。如今，“宋家香”已成为莆田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当地政府专门为它设立了“宋家香”文化保护区，安排专人负责古荔的日常养护与管理，定期对树干、枝叶进行检查与维护，确保这棵千年古荔能够健康生长。每到荔枝成熟的季节，“宋家香”都会吸引众多游客与文化爱好者前来参观、品尝，感受千年古荔的独特魅力，而“宋家香”也在这份守护与关注中，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
离休后的王仲莘同志，并没有选择安逸地享受晚年生活，而是依然保持着“生命不息，思考不止”的精神状态，继续为福建的新闻文化事业贡献力量。他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个人专著《思考》，书中收录了他对新闻工作、文化传承、区域发展等诸多领域的深刻思考与见解；此外，他还主编了《花甲群力》《论乡讯》《项南与新闻工作》《我的档案》等多部文集。
王仲莘部长思想深邃、思虑缜密。“大武夷”构想展现了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龙江风格”宣传体现了他铭记历史的责任担当，堵林山精神解读彰显了他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宋家香”守护凸显了他珍视文脉的文化情怀。这一切，不仅集中展现了王仲莘同志的崇高风范，更深刻体现了他关注民生、心怀天下的胸襟、气度与格局，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典范。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王仲莘同志“掌中看江山”的宏大格局、扎根基层的务实作风、守护文化的深厚情怀、终身奋进的可贵精神，是我们前行道路上的精神灯塔，为我们指引方向、注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