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走边读苏东坡”专栏·
苏轼与湖州的遗憾
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仅3个月，便突遭逮捕，押解送京，戛然中止任期。这是苏轼的遗憾，也是湖州的遗憾。
北宋的湖州，已进入农耕的发达时代，被誉为“苏湖熟，天下足”——富得流油的锦绣江南。
由于苏轼在徐州领导抗洪有功，得到朝廷表彰，天下皆知。此番调任湖州，含有奖励性质。这在苏轼向朝廷呈报的《湖州谢上表》可窥一斑：“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
请读者咂摸一下上表的语气，是否丝毫没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抱负，而是完全准备享清福去。
接到“美缺”调令，苏公很高兴，离任时，徐州百姓“攀辕”拦马，再三挽留贤太守留下，那场面令人感动，也让他心情更好。于是，赴任途中，优哉游哉，竟然晃荡了40余天。不知当年组织部门是如何管理干部的。据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元丰二年（1079）三月初，苏轼别去徐州，走马南都（今商丘），在苏辙家中住了半个月，兄弟互诉衷肠，不忍别离。至扬州，时任知州的老朋友设宴平山堂，为之接风洗尘。平山堂是欧阳修任扬州知州时修筑的，苏轼触景生情，作《西江月》词，怀念恩师欧阳公，赞叹扬州美景。而后继续游山玩水至高邮，与学生秦观、好友参寥相聚甚欢，意犹未尽。两位朋友干脆登船同行，一起游览了今天的镇江、无锡、嘉兴，于二十日共抵湖州。
苏公作为一个地方官，确实能干，所到之处，心系百姓，政绩斐然，已成定论；但他的好吃与好玩也是一流的，而且皆成文化，传诵至今，大有盖过政绩之风头。这种现象，真让人会心一笑。
苏公对湖州的向往，在赴任前七年的一首诗中就表达得淋漓尽致。当时朝廷委派他去监督水利工程，他出发之前，与时任湖州知州也是老朋友的孙觉（字莘老）寄去一首诗《将之湖州戏赠莘老》：
余杭自是山水窟，仄闻吴兴更清绝。
湖中橘林新著霜，溪上苕花正浮雪。
顾渚茶牙白于齿，梅溪木瓜红胜颊。
吴儿鲙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
……
瞧瞧，简直是一份菜单：湖州橘子、顾渚紫笋茶、梅溪木瓜，还有鱼鲙，更有老饕本色，垂涎欲滴。虽言戏赠，但弦外之音：你懂的。身为监察大员，这不是伸手要吃要喝吗？胆子够肥的。
苏公就任湖州一把手，即遇湖州久旱不雨，后又久雨不晴。他两度率领部属与百姓，前往弁山脚下的黄龙洞，祈求龙王显灵，解百姓之困厄。这两场活动应该就是苏轼主政湖州最重要的政治行为。现黄龙洞旁建有苏轼祠。
苏公为湖州留下的70多篇诗文，从中可读出他是过足了山水之瘾，有赞美山：“我从山水窟中来，犹爱此山看不足。”有描述太湖与溪流：“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有泛舟荷塘，歌咏景物：“环城三十里，处处皆佳绝。蒲连浩如海，时见舟一叶。”还规划着：“便应筑室兹溪上，荷叶遮门水浸阶。”
2021年3月间，我与妻从闽东自驾至湖州，赶上苏公赴任湖州的春意盎然季节，让吾辈再次见识“江南山水窟，太湖水云乡”之魅力。令人羡慕嫉妒恨的是，1000年过去了，湖州照样属于中国富庶地区，你看那座矗立在太湖水面上的“月亮”地标（喜来登酒店，普通单间标价1900元），不就证明了它的经济实力吗？顿时醒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俗语，很不准确。那天夜晚，我在太湖之滨，遥望碧波万顷水面上，荡漾着这轮人造月亮，美轮美奂。想着，如若苏轼在天之灵有知，也会赞叹不已，或再写一首“明月几时有”。
湖州城内的飞英公园，是如今寻觅苏轼遗踪的最佳地。飞英塔始建于唐中和四年（884），是一座舍利石塔。后因称有神光见于塔顶，北宋开宝年间于石塔外围建木塔罩护，从而形成别具一格的“塔里塔”。1988 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日，我们沿着外塔内的木梯盘旋而上，千年内塔触手可及，青石闪着寒光，迎面而来，大小佛像雕刻精细，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令你敬畏十分，只好将脚步迈得轻轻，不敢发出声响。登临七层，可俯瞰湖州城区，却是找不出几幢老建筑了，放眼而去，皆是摩天大楼。
旁有一株银杏树，老态龙钟，像是古塔的老卫士，近前看看古树名木的牌照：为一级保护，树龄 600 年。啊！年龄不小了，但比起古塔与苏轼，还是小字辈。
妙墨亭位于公园一侧，苏轼初莅湖州（即写“菜单诗”那年），知州孙莘老在此筑亭，收藏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取名“妙墨”，请苏轼为之作记，苏轼欣然应允。现建有两侧长廊如翼，保存历代遗刻12方，苏轼《妙墨亭记》嵌于壁间。
公园大门一侧有六客堂，始建于北宋治平年间。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九月，从杭州调任密州知州时路过湖州，与时任湖州知州李常、诗人张先等 6 人在此聚宴。据湖州地方史料记载，苏轼至少 4 次莅临湖州。最后一次是元祐六年（1091），苏轼以吏部尚书翰林学士一职，奉旨视察苏湖水灾，与曹子方、刘景文等文人在六客堂相聚。苏轼的《定风波·后六客词》记载此事。
我们饶有兴致地走进六客堂，一位老板娘模样的人见我们左顾右盼，便迎上前，彬彬有礼且拒人千里之外地说：对不起，这里是茶馆，参观者请留步。
当年，苏轼被逮入京，城中百姓闻讯，纷纷赶来送行，骆驼桥上摆满香案，为苏知州哭祷平安。骆驼桥始建于唐朝，以其形穹若骆驼背而名，原桥名为唐大历年间湖州刺史颜真卿所书，桥畔曾是旧官衙，苏轼有诗句：“今日骆驼桥下泊，恣看修网出银刀。”但今日的骆驼桥早已改建，驼背已被“踩”平，桥东南被辟为骆驼广场，几尊不锈钢的骆驼雕像熠熠生辉，让人忍俊不禁，曰：好一处望文生义的风景。
据李一冰《苏东坡新传》记述，朝廷派来逮捕苏轼的御史台吏狞恶之极，“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苏公见夫人与全家老少号泣相随，便打起精神，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宋真宗寻访天下隐士，知有杞人杨朴，就命他来朝相见。皇帝问：“卿临行，有人赠诗否？”朴对曰：“只有臣妻一首：且休落拓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皇帝大笑，放他还山。
苏公对夫人说：你应该学学杨处士夫人，作一首诗送我。王夫人凄然失笑。
此去凶多吉少，前程生死未卜，苏公尚能泰然处之且不忘幽默，实属难得。
《湖州谢上表》是苏公罪名的导火索。本来谢恩表只是例行公事，按套路即可，如先叙为臣者过去无政绩可言，再谢皇恩浩荡，以此美缺赐臣，臣一定肝脑涂地，尽心尽责，云云。但苏轼竟然说：“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什么是“新进”，泛指突然升迁的无能之辈，特指王安石为变法提拔的一批新官员。咱今天平心而论，或换位思考，这样的文字出现在正式公文中，当政者怎能不感到刺眼？在许多人看来也会觉得不合时宜，而报以苦笑、摇头……
王安石变法旨在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现状。历史上对此虽有争议，但正面评价占主流。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破格提拔使用了一大批官员。后来实践证明，其中恃才无德者确实有之，但也不乏一大批有识之士。在王安石眼中，苏轼的道德文章确属一流，但他不是经纶济世之大才，书生意气太重，对变法抱有偏见，当然不堪重用。王安石对苏轼总体上还是爱护的，苏公也能一分为二看变法。值得一提的是，苏公后来被贬归来，途经南京专程看望王安石，这两个被后世誉为“唐宋八大家”的男子汉“相逢一笑泯恩仇”，相谈甚欢，只字不提变法。
大文人总是惺惺相惜，小文人经常相轻。
苏公呈《湖州谢上表》之前，王安石已被迫离开宰相位置，那些“新进”更担心自身处境，面对苏轼明目张胆的攻击，自然义愤填膺，一时间“众怒”汹涌澎湃，宋神宗也不得不下令将苏轼逮捕入京，交付御史台查证。
苏公本是一个率真至极又口无遮拦的书生，诗文言论断然经不起查证，御史台摆开了倒查十年的架势，提供炮弹的小人纷纷出笼，欲置苏公于死地。李一冰认为，以文字论苏轼罪名的始作俑者是沈括。对，就是中国历史上，自汉有张衡之后，第二个正史有传的科学家沈括。早在苏公任杭州通判期间，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巡视江南，他十分妒忌苏公才华，一到杭州，便与苏公交往论旧，非常热络，要求苏公将近期诗作送给他，作个纪念。率性的苏公将沈括当作文友，抄录多篇诗作赠送。哪知沈括将苏公诗词逐首加以笺注，定性为“词皆讪怼”，附在暗访报告里，呈送宋神宗阅示。想不到神宗阅后一笑了之，置之不理。满朝皆知此事，也传到苏公耳中，但他不当一回事，笑曰：以后不愁没人把我的作品进呈御览了。
吾辈原以为告密者等小人皆是政界的副产品，科学界断然不可能产生，但沈括此举，颠覆了我的认知。
苏公案件称为“乌台诗案”，即查证写作并传播反对朝廷大逆不道之言论。御史台如何指证呢？再举两例，可供一哂。如苏公咏双桧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唯有蛰龙知。”被指证：“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已，而求知于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又如苏公在湖州写给孙莘老的诗句：“若对青山谈世事，直须举白便浮君。”被指证：为何叫人莫谈国事，为何只能对青山谈国事，这不是对朝廷不满吗！
诛心曲解，无所不至。你如何辩解得清楚。
苏公在乌台蹲大狱的时间比湖州任上时间还长。他在狱中听说湖州百姓在骆驼桥为他设案焚香祈祷平安，并作解厄道场累月，感动得热泪盈眶，感到愧对湖州百姓，嗟叹：“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棺木）知葬浙江西。”哎！不能为江南山水窟、太湖水云乡尽一己之责，就让我死后陪伴她吧。
确实，这正是苏公与湖州的遗憾。如果苏公在任时间长一些，说不定湖州的内湖又会整治出一个“西湖”，又会修筑一条更长湖堤，后世也称之“苏堤”。